我就是学口译的，也算做过规格比较高的同传实践……然后偶然见到了一个滑冰场教练课程的报价，发现算上单位时间服务人数的话同传的价格可比教练便宜太多了(更何况行情远没有都市传奇吹得那么好……)不过练习口译的前期物质投入也比滑冰低多了

　　谈到大家心目中最幸福的职业之一，很多人会想到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在高级会议场合，他们坐在某个角落的小屋子(隔音同传间)里，一旦有人发言，他们就即时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传到会场所有人耳机对应的频道里。

　　一台同声传译接收机

　　传说，他们每小时的工资高达3000人民币甚至更高;

　　传说，他们一年只需要工作一个月，剩下的时间就可以用赚来的钱四处旅行;

　　传说，他们每天只能工作半小时，还得多个人轮流搭班;

　　传说，因为同声传译极其损害脑细胞，很多从业人员过早脱发甚至衰老……

　　这个时候传来一个声音——“我们也很累好伐?”，他们就是交替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ing)人员。

　　交替传译如今主要用于会晤会谈、新闻发布等时间较短的场合。口译员一面听讲话，一面记笔记，发言人说话结束或暂停的时候，口译员使用目的语准确、完整地重新表达发言人的全部内容。经常在新闻媒体出镜的“总理身边的翻译”多是交替传译员。

　　交替传译常常遇到的问题，是观众甚至讲话人的质疑。

　　交传具有一定时间差，外语好的听众往往在听后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如果这个时候交传翻译出来的句子和自己的理解有偏差的话，很容易对交传产生质疑。

　　而同传由于和演讲者几乎同步无时差，听众也往往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挑剔翻译中的不适宜之处了。

　　某个会议现场

　　那问题来了，同传和交传到底哪个工作面临着更大工作量和压力呢?是小屋子里将语言斗转星移的神通变换者——同传，还是大场面上斡旋于大人物间的语言舞者——交传?

　　同传有同传的艰辛，交传有交传的无奈;但正所谓口说无凭，我们不妨求助于一项语言学指标——依存距离。这不，几位浙江大学的研究者最近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发表的文章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理有据的答案。

　　在进入研究正文之前，我们先来介绍最关键的一个术语——依存距离。

　　依存距离是依存语法的一个概念，依存语法最早由法国语言学家L. Tesniere在其著作《结构句法基础》(1959)中提出。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在计算机领域很可能比语言学领域更加知名，因为大家发现这套语言描述体系在处理实际语言问题时效果拔群。

　　简单地说，依存语法是通过分析语言单位内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来揭示其句法结构。方法是，按照句子的线性顺序一个词一个词地进行处理分析，找出每个词与句子中其它词之间存在的句法关系。而依存距离便是指句中存在依存关系的词之间的线性距离，是体现句子复杂性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可以反映语言加工过程中的认知限制。

　　鉴于我们想要探究同传和交传谁面临更大的脑力负担，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接研究他们留下的翻译成果——译文。

　　正如上面提到的，依存距离可以很好地反映句子的复杂程度。句子越复杂其承受的认知负荷也越大;越复杂的句子其依存距离可能就越大。

　　当译者在进行语言翻译时同样要面临强大的认知负荷，翻译时的认知负荷越大，工作记忆面临的挑战就越大。因此，在组织语言产出句子时，为了应对工作记忆的挑战，势必需要降低句子的复杂程度，从而导致了更小的依存距离。

　　浙大研究者们选取了同传、交传和译读三种口译类型的文本，分别选自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国际场合进行发言的同传录音转写，两会新闻发布会的交传录音转写，和政府工作报告英文版。

　　对三者依存距离的统计显示，不同类型的口译文本在依存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交传的依存距离最小，译读文本的依存距离最大，而同传则居中。

　　译读文本拥有最大的依存距离，其原因有二：

　　一是，鉴于政府工作报告必然不可能是拖延症们为了赶due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作品，译者会提前拿到文本进行译前整理与翻译，其翻译时所需要的认知负荷显然要小于另外两种方式;

　　第二，译读对文本密度和语言质量要求更高，译者进行了更多的语言加工，这样文本的依存距离增大。

　　同传和交传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翻译工作，在翻译文本依存距离上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二者在处理翻译任务时认知负荷的差异。依存距离越小，说明译员面临的认知负荷越大。

　　同传中，译者逐句翻译，使译文的句法结构与源语(中文)的一致性较高。由于中文的平均依存距离大于英文(Liu 2008)，因此同传文本的依存距离也会更接近中文，而大于交传文本。

　　另一方面，同传中每一次翻译的语段较短，已翻译完的部分即从工作记忆的负荷中释放，从而减轻了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 relief)。

　　交传中，每次翻译需记忆的语段较长，记忆负荷持续增加、累积(cognitive load accumulation)，而由于源语输入和目标语输出之间存在时间差，译者能对目标语产出的进度进行自我调节。为了减轻工作记忆的负荷和语言加工难度，译者偏向于选择依存距离更小的句法结构，而这一特征也符合人类语言依存距离最小化的倾向以及人类行为所遵循的“省力原则”(least effort principle)。

　　同传在翻译中还可以不断释放和减轻已完成句子的认知负荷，而交传面临着在口译过程中不断持续累积的认知负荷，因而需要通过降低句子复杂度来减轻压力。

　　通过对依存距离的研究，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有些出乎意料的结果——

　　原来相比同传，交传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认知压力。

　　当然，我们不能仅凭认知压力就说哪个更牛，同传和交传都需要译员长期进行练习、积累经验。高收入工作的背后，想必都有外人无法知晓的辛苦。

　　学语言出身的能融合其它专业领域的知识，达到专业性的翻译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每个领域你只想了解个皮毛。老实说，学语言的时候，与文学的关系联系紧密些。

　　去年这个时候写专业论文也做过依存句法分析处理，虽然不希望机器、人工智能完全代替翻译之类的语言工作，但是如果能利用先进的科技加速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呢

　　同传VS交传

　　撇开交传的历史不谈，因为谈历史可能会陷于无穷的史料爬梳，可能会影响到读者诸君的兴味。我们还是直接来谈现实。就今日的口译市场来说，我没有做过统计，但可以想象的是，交传的总量一定是大大超过同传的。只不过因为同传被打扮得更加光鲜，得到更多地追捧和宣传，所以显得好像全世界都在使用同传，而交传的身影则被严重忽视。不过，交传之所以退到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还可能是因为很多交传的工作都交给了in-house的口译员，他们每天跟着领导，一年要做几百场的交传，几乎没有时间出来揽私活，接小会。有的时候，他们还得承担很多与翻译无关的任务，就有点向行政转的意思，而且也确实有不少翻译学院毕业的学生，后来就转去做行政了，有的当官了，有的做“总”了，总之是把口译做副业了，或者是有了新来的小翻译官，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转行了。

　　因此，交传译员中有很大一部份都没有加入到实际的口译市场上来，他们的影响力自然也就没有那些专门在市场上淘金的自由职业者。说到这些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影响力其实是蛮大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工作，一心一意地开拓口译市场，尤其是同传市场。之所以关注同传市场，是因为与交传相比，毕竟同传的报酬更高，而且在目前这样缺乏翻译质量监督的年代，同传毕竟是更好用来唬人的!

　　但实际上，做同传的很多同事都知道，同传做久了，就不太愿意回去做交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照不宣，交传比同传更有“挑战性”!这里没有用“更难”二字，是恐怕有人不高兴，会跳出来指责我别自己水平不够，就来用自己的想法代替别人的“能力”!不过，顺便也提一句，对于指责，敝人也有一贯的原则，还是那句老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甭管你是“经验丰富”的老翻译也好，什么什么国际协会的“官方认证”也罢，抑或是拿到了某某部的几级几级证书，到最后，都是个水平问题、能力问题，还有现场发挥问题!一直想象着，如果有一天能有个口译大擂台，也来次口译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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